序

江 暢

　　收到《倫理學講座》的書稿，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并不因為戴茂堂、羅金遠兩位教授是熟人，愛屋及烏，更多的是來自本書解決的社會現實問題的功效所致。“老人摔倒該不該扶？”這一不成為問題的問題竟然成為全社會熱議與爭論不休的話題；“三聚氰胺奶粉”引發企業誠信危機、“郭美美事件”導致公眾對慈善機構信任危機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件，在各類媒體報道中層出不窮，使得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面臨著良知的自我拷問。此時出版本書，不僅見出作者身居學院而心懷社會的崇高責任感，更確實有著治病救人、匡正時弊之功效。

　　人何以離不開道德，社會何以需要倫理？作者一開始就高屋建瓴，深刻地把握住了“人處于有限的物與無限的神之間”這一人性結構，揭示了由之生發的善與惡的永恒對立的現實性與必然性、倫理學的艱辛性與崇高性，更是從人的肉體與靈魂的二難對立中看到了倫理學發展的契機。然則，我們需要何種道德？或者說何種道德觀與倫理觀才適合于和諧社會的建構？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曾以“After Virtue”來命名他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既指明了現當代社會處于古典美德淪喪的“后德性”時代，又表明了“追尋德性”的堅定信念。但是，他所要追尋的德性主要是西方古典的美德。拋開觀點本身的正當性與否不論，毋庸置疑的是，本書作者擁有一種更為寬廣的視域，既從史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西方倫理觀念的優劣得失，又從方法論的高度深入探討了中、西倫理觀念融合的可能性與生長點。

　　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全球一體化，中國社會的道德危機既是一個民族性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它的根源在于一體化過程中中西文化、經濟、政治等種種因素的互相沖擊與對抗，它不僅關系到一個和諧的民族社會的建構，更牽涉到一個更為廣義的和諧世界、和諧宇宙的構建。這一新的時代特征對倫理學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既要充分注意到全球一體化進程的不可逆轉性，又揭示了無論是任何一種形式的“種族中心主義”的倫理學的失敗的必然性。本書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它既深入挖掘出了西方倫理觀念以人的自由為理論基石的深刻性，又分析了它的“科學決定論、理性統治論和知識霸權主義”的缺陷；既看到了中國傳統倫理觀念重責任的群體主義特征，又恰當地指明了它對個人自由的忽視以至淪為封建階級統治工具的歷史局限性。在此基礎上，以“如何可以促使道德又不犧牲文明，或者說如何可以發展科學而又不鄙視美德”為倫理學的新方向和新目標，提出了一種擷采中西之長的、以個人為本位的和諧社會觀。這一和諧觀，與馬克思關于經濟的充分發展與人的充分發展的社會理想恰相吻合，對于建設科學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具有豐富的理論指導價值。《講座》結構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充分彰顯了本書的深厚的理論內蘊及作者在倫理學研究領域的扎實成果。

　　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德性的社會，而任何一種道德規范只有內化為個體的道德良心和道德自律，才真正成其為道德規范。對于倫理學研究而言，任何一種倫理學理論只有為社會大眾充分認識和理解，才能夠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價值。《講座》語言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使它不僅僅是一本從事倫理學理論研究的專門性參考書，亦是一本適合于廣大社會群眾的通俗性道德讀本。只有廣大社會群眾認識到德性之于自身與社會的重要性，只有激發起廣大社會群眾對自身與社會的深刻反思、激發起被消費社會的拜物主義所遮蔽的人的榮譽感，一個德性的社會才真正成為可期待的。倫理學是一個古老而歷久彌新的學科，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永恒的課題。只有把歷史的深度與時代的廣度相結合，把理論思考與現實關懷相結合，才能煥發出倫理學應有的價值。就此而言，《講座》無疑是一部典范之作。借此序一并表達對該著作之出版的期待與祝賀！

　　（作者系湖北省教育考試院院長、黨委書記，
湖北省倫理學會會長，湖北大學博士生導師）